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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胡适先生作为第二批庚款留美生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，先后就读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，哥伦比亚大学在胡适的心中的位置可肩比北京大学，但哥伦比亚大学却未必这样认为。

　　当时哥大一个教授曾说：胡适能教什么？在东方学系中，当时西方独推伯希和。而西方学者对胡适等，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，害怕自己的饭碗被夺走。而胡适的个性又从来不会和人抢东西，这点当时傅斯年也曾这样评价过他：要叫胡适和别人抢东西，胡适是万万做不来的。

　　在50年代的纽约街头，满大街都是这些军、政、学人，当时要谋到一份工作，很不容易，如朱经农。再加上当时的政治大环境，对这些东方学者也不是很友好，这点胡适也明白，他给老友赵元任的信中也谈到：这些人一是属于前进分子，气味不和，二是他也不愿意和人竞争。这两点也使得胡适最终决定回台湾。

　　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先生的信徒。在20世纪，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方向的有两位外国先生，一位是英国的罗素，另一位就是美国的杜威。20世纪近代著名知识分子许多都是这两位哲人的门生，如徐志摩、陶行知等。

　　实用主义强调证据，提倡凡事要用证据来说话，既唯物也唯心。而胡适一生始终笃信其中，他也留下了许多的名言：大胆的假设，小心的求证；凡事请拿出证据来；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。。。

　　而胡适也继承了清朝的朴学传统，极其讲究考据，胡适是有很强的考据癖的，他曾说任何学术都逃不过考据。胡适的这种坚守，也使得他很难完成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下卷，他不像冯友兰那样，想好了就写，中间有出入，再推倒重写，胡适的理性和实用，再加上他使美归来后社会世俗占据了他绝大部分时间，基本就是开会、会客、聊天，又因为爱惜羽毛，故很难再有学术突破。

　　但是，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，他开创的学术范式，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开启青年学生无数法门，他的这套方法论，青年久用不衰，使得胡适弟子基本都是后来学术领域的开山人物，特别是傅斯年和顾颉刚。人们有时把胡适称为“现代孔子”，可见其学术地位真不是吹出来的。

　　正是胡适这种强调证据的特性，使得胡适和胡适思想很难被当权者利用，因为胡适先生一句话——凡事请拿出证据来，就能揭穿一切。所以胡适始终顽强地矗立着，这位令当权者忌讳的学人，对他是弃也不是，用也不是，总之就是异常的扎手，关键当权者还不能绕开他，又不能忽视他的存在。总之，他是一个令当局者头疼的人物。

　　胡适思想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怀疑。他主张任何一切——人、事、物都是可以怀疑的，可以大胆的假设，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小心的求证。而胡适的这种怀疑态度和怀疑精神，也使得他避免了傅斯年的悲剧。他把这种怀疑精神也教导给青年学生，主张青年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。他说：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这个“为什么”上。

　　而对于领袖蒋介石，和傅斯年不同，胡适对于蒋介石的话也并非全信，因为领袖的话，也是一个有待证实的真理。

　　除了这些，胡适还提倡改良，强调理性，主张渐进，倡导宽容、容忍，不拉仇恨，经历欧风美雨的他，始终做【世界公民】。

　　胡适及胡适思想的沉浮与荣辱，也和国运升降成正比。殷海光曾有断言：当胡适处境艰难而胡适思想被人人喊打的时候，我们的国家就陷于不正常的艰难窘境之中；当胡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，胡适的思想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，我们的国家则走向通往自由的健康之路。

　　殷海光的线年代批判胡适时，学术和思想停滞不前，80年代胡适回归时，社会则是文艺复兴时代。而梁实秋先生给胡适的悼文《但恨不见替人》，也不会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