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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小学教材有一篇文章《我是中国人》，其内容讲述的是爱国将领吉鸿昌1930年5月被老蒋逼迫出国的事情，在海外他一路宣传抗日，让海外同胞都能积极支持祖国。

　　当时他想向国内寄一件东西，但身边有人提醒他，让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寄出去，这样不会被人刁难。吉鸿昌听了后很是生气，他大喊：“我是中国人，一个堂堂正正、明明白白的中国人。”

　　回到住处后，他特意制作了一个小木牌，在上面用英文标注“我是中国人”，让来往的人都能知道他的中国人身份。尽管多年过去了，吉鸿昌的故事依旧让人激情澎湃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人生事迹。

　　吉鸿昌是河南扶沟人，1895年10月出生在贫困家庭中，因家境贫寒，父亲吉筠亭只能将家里的10亩地卖掉，并在镇上开设了一个茶馆，他懂得一点医术，总会为穷人看病，受到乡邻街坊的尊重。

　　吉筠亭为人热心，喜欢为穷人出头，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劣绅地主很是痛恨，结果被恶霸当成了眼中钉。一次，这些地主联合组织了打手，准备将他解决掉，乡邻知道后，掩护他逃了出去。

　　吉筠亭生性比较豁达，喜欢结交能人志士，对清廷腐败很是痛恨，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，这些都对幼小的吉鸿昌影响很大，对岳飞、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很是敬佩。

　　6岁时吉鸿昌的母亲就去世，因家庭贫困，他只能在私塾门外听先生讲课，认了一些字，也能够读书。受父亲的影响，他对那些地主恶少也很痛恨，看到恶少欺负穷人家的孩子，总会打抱不平。

　　当然，吉鸿昌从小就爱闯祸，经常和别人打架，被人欺负时总会和对方扭打在一起。每次父亲得知后，就会拿着扁担追着他打。

　　1909年春季，家庭难以支撑，吉鸿昌只能来到一家银店当学徒，不过工作环境很是艰苦，双手因金属腐蚀，经常鲜血直流，后来店铺倒闭，他只好返回家里。

　　1911年他又来到了100多里路外的杂货店内当学徒，苦苦熬了2年之久，在这里受到了老板的各种打骂和欺凌，也正因此他对劳苦大众很是同情。

　　从杂货店回家后，吉鸿昌和父亲商量去当兵，父亲对此很是支持，就这样，1913年8月，他带着家里唯一的一块大洋离开了老家，来到郾城投军。

　　当时冯玉祥刚好在这一带招兵买马，他对新兵要求很是严格，需要看新兵手上有没有老茧，是不是穷苦人，品行是否端正。

　　因吉鸿昌的身材比较壮，看上去颇有威严，且说话办事比较厚诚，得到了招聘官的认可，这之后他开始了戎马一生的征程，这一年他未满十八岁。

　　众多周知，冯玉祥是一个“基督将军”，总会在军队内宣扬基督教义，让士兵们都能够入教，到了周末时，官兵们还要听牧师宣讲宗教教义，这让很多人不满，却不敢当面说出来。

　　1914年夏季，冯玉祥率部驻扎在西安地区。平日里冯玉祥总会问“我们是谁的部队？”士兵们要回答：“我们是百姓部队。”

　　一天，冯玉祥再次问起这句话，谁知刚说完后，人群里有人喊：“我们是洋人的部队。”这让冯玉祥很是吃惊，紧接着十分愤怒：“这话是谁说的，给我站出来！”

　　吉鸿昌不偏不倚地表示：“我们是洋人的队伍，我们信洋人教，听洋人话，还要受洋人的气，并帮洋人打仗，怎么就不是洋人的部队了？”

　　冯玉祥愣了愣，缓过神来后，连忙让士兵将吉鸿昌押到台前，他想看看这个到底是谁，为何这么大胆，敢在众多军官面前顶撞他。

　　吉鸿昌面对自己的上级抬头挺胸，嘴角带着不屑的表情，没有半点惧怕的样子。冯玉祥问：“你凭啥说我们是洋人部队，竟然敢在众人面前蛊惑，这不是动摇军心吗？难道不怕我一枪毙了你？”

　　吉鸿昌说：“我没说错什么，你问问其他人。我们听洋人的话，这不是傀儡部队吗？我是中国人，我为何要信洋人教？”

　　冯玉祥听了后无言以对，对这个临危不惧、面色不改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敬佩和喜爱，他对这个年轻人也开始了赏识，尽管对方有点莽撞，但这无畏的表现，再加上直爽的性格，都让冯玉祥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

　　没多久，冯玉祥就将他提拔为手枪连连长，士兵们对于他的晋升尽管好奇，但也不是不能理解，反而背地里将他称为“吉大胆”！

　　1915年8月，冯玉祥率部在南充驻扎，一天他带着战士们来到嘉陵江里游泳，谁知水流太急，几个士兵被河水冲到了深处，因他们都是北方人，不会游泳。危急时刻，冯玉祥问：“谁会游泳，赶紧快去救助。”

　　吉鸿昌回答道：“我会游泳。”随后他就跳到了江水之中，实际上他并不会游泳，结果也淹在水里。幸好当地的人路过这里，将他们一群人救了起来。

　　冯玉祥对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很是敬佩和暂停，称赞他说：“人家都说你是吉大胆，你果然是吉大胆啊。”

　　吉鸿昌得到了冯玉祥的认可后，其军职也在快速提升，后担任军长以及宁夏主席，不过官虽然越来越大，地位也在升高，他的救国为民的精神却一直没有改变，这一切和父亲的敦敦教诲有关。

　　1920年，吉鸿昌已是营长，年仅二十五岁，不过此时父亲得了重病，他得知后，立马返回家乡看望。父亲见到他很是高兴，得知儿子当了大官后由衷的欣慰。他知道儿子的成就不只是如此，今后还会有更高的作为。

　　临终前，吉筠亭对儿子说：“为官者一定要清正廉明，要多为老百姓着想，做官也不能发财，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无法瞑目。”吉鸿昌听了后流出了热泪，没想父亲临终前还在为天下人着想。

　　他将“做官不许发财”这个遗嘱刻制在瓷碗之上，并用上卡车将其运到军营之中，还举办了分发大会。

　　他说：“尽管我是营长，但我一定不会欺压民众，也不会掠夺钱财，一定会牢记父亲的教导，做官不能为钱，要为穷人着想，请大家为我监督。”

　　1922年，吉鸿昌所在的军队去往河南，当地的农民正在进行夏收，一天狂风大作，此时他在城里处理公务，但预判天将降下大雨的他，立马骑着快马，来到农村驻地，让全体官兵帮忙进行抢收，并送到老农家里。

　　等一切忙完后，暴雨刚好降落，当地的百姓对此很是感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让军队将马儿借给百姓耕地，并让士兵帮那些孤寡老人耕地。当时百姓拿着马草感谢，但士兵们拒绝答谢，并表示：“我们是吉鸿昌的军队，他规定不能要百姓的东西，我们违法了就要受重点处罚。”

　　因吃了没文化的苦，吉鸿昌对教育上很是重视，他发誓一定要为家乡建造学校。1922年部队移动到河南时，他将积攒下来的数百个大洋捐给了家乡。

　　同行的人不解，他说：“想要不被外国人欺负，想要改变穷困的一面，光靠行军打仗是不行的，还要让穷人都能读书，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。因此我决定在家乡建造学校，让那些穷苦人免费入学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回到家里后，他将原有的城隍庙改为学校，同时还请来了好友郝子固当校长，第一年才招收了七个学生，但这些学生在郝子固的教导下个个都成才。之后，来到这个学校的人多了起来，吉鸿昌每次回家都会专门看望这些师生。

　　1929年时，这里的学生已有一千六百名，上百名教师，不少人都是党员。

　　吉鸿昌有一个侄子名为吉星兰，此人是十里八村有名的“花花公子”，经常干着欺男霸女的事情，也对那些老实人敲诈勒索。1926年，一个名为赵兴运的外乡人，结识了吉星兰。两人一见如故，彼此也成了好友。

　　时间长了，赵兴运就提议租下吉家一间房子，将老婆儿子接过来居住。吉星兰听了后直接就同意了，谁知时间长了，这个吉星兰竟然勾搭了赵妻，两人很快就好上了。

　　一天，吉星兰商议下毒将赵兴运以及其母毒死，赵妻听了后点头同意，就这样，他们将砒霜放在面粉中，并制作成馒头，赵兴运一家人不知有诈，结果母子俩全部被毒死，就连2个孩子也不知去向如何，乡邻纷纷猜测可能被卖掉了。

　　然而，四个人的命案，当地官员却一直没有过问。当时吉鸿昌担任西北军19师师长，可谓是位高权重，一次他奔赴南京，刚好从家乡经过，抽空回了趟家，所到之处官员均设宴款待。

　　到了家里后，乡亲们也摆了一桌酒宴，因家乡人盛情难却，吉鸿昌也就顺势就位，但他发现亲戚都在场，唯独侄子吉星兰不知去向。

　　嫂子随即将来龙去脉说了出来，希望吉鸿昌能够做主，将其放出来。他听了后很是愤怒，随即就开车来到了县府，将侄子和赵妻从监狱中提了出来。

　　吉星兰见叔父领自己回去，对此很是开心，认为叔父会保自己平安的，谁知汽车开到荒郊野外，吉鸿昌却将侄子推下车，并拿出手枪指着他说：“你狗仗人势，勾搭姘妇，还害了几条人命，那就该偿命，今天认法不认亲。”

　　随后，吉鸿昌拿出手枪将两人枪毙，当地的百姓听了后，纷纷称赞他是一个大清官。

　　在大青山北部的蜈蚣坝，有一个百姓为吉鸿昌立的纪念碑，而石壁上是吉鸿昌写下的“化险为夷”几个字。原来，他在绥远一带驻兵时，得知蜈蚣坝地势比较险要，经常出现伤亡现象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就率领士兵在当地开山打石，将崎岖小路修建成大路，以保证车辆的通行，如今这块碑还屹立不倒。

　　1927年时，吉鸿昌率士兵北伐，途径曹县，当时他的战马受到了惊吓脱缰，吃了老农的谷物，并被老乡抓住送了回去。吉鸿昌当场向老农道歉并赔偿一笔钱，随后他和士兵说：“行军作战，不能破坏老农的庄稼。如今我食盐了，我对不起老乡。”

　　1928年夏，吉鸿昌部队驻扎在天水地区，当时甘肃刚好遭遇干旱，百姓们吃不饱饭，他下令让士兵们节约点粮食，制作了粥和米饭送给灾民。对那些孤儿，他更是直接派人开车送到河南老家，让他们在自己建造的学校里读书。

　　随后的一次作战中，他收服了其他部队，然而这支部队中一个连长奸污小姑娘，还有几个人抢夺钱物，对乡邻打骂欺凌。

　　吉鸿昌听了后，随后派人进行彻查，之后确定犯事的有十八个人，他下令全部枪毙，并对大家说：“我们是穷人的队伍，一定不能欺压穷人，也不能对不起乡亲们，不然一律枪毙。”

　　1926年冬，担任19师师长的吉鸿昌，在陕西驻军时认识了不少我党人士，并在一起畅谈国事。当时19师长就有不少我党成员，吉鸿昌并不反对，反而很是欣赏。

　　1927年4月，老蒋发动了四一二事变，对我党人士进行了重点清理。当时冯玉祥也执行了这一军令，在西北军内开启了清党工作，很多我党人士也被“送出”队伍。不过吉鸿昌不仅没有采取行动，反而还加大对这些人的保护，结果引来了不少非议。

　　1928年孙良诚借机取消了19师番号，并免去了吉鸿昌的军职，让他去北平陆军大学深造，在这一期间他和我党不少人士交往，并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，从而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。

　　这一年秋季，他官复原职，被任命为30师师长，去往甘肃“剿匪”，路过洛阳时，他又将原19师活动的地下党员带了过去。到了宁夏后，他提出了“开发大西北”的口号，得到了我党的支持。

　　他还拿出了五百元购买书籍，让军官们学习革命知识，还编写了识字课本，让士兵们都能识字。

　　1930年3月，中原大战打响，吉鸿昌无法安静参与到大西北的开发，反而卷入了军阀混战中，并率部在河南作战，歼灭了不少蒋军，打赢了很多仗。

　　然而此战还是以老蒋获胜告终，冯玉祥下野后只能离开部队，旗下部队被老蒋收编，吉鸿昌被任命为第22路军总指挥，兼任30军军长、30师师长。

　　不过军阀的常年内战，让他已心神疲惫，内心很是惆怅。1930年11月，老蒋调动十万大军对红军“围剿”，并派出了九个师的兵力攻打鄂豫皖根据地。吉鸿昌的部队驻扎在潢川、光山附近，但却被老蒋的部队严密监视。

　　吉鸿昌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后，才知道老蒋不值得自己跟随，他托病来到上海，在这里才明白革命的重要意义，他说：“我身上有20多处伤，但它们都不是为了革命而流，今后我要追求真理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吉鸿昌和红军达成了不抵抗协议，但老蒋却多次发电报，督促吉鸿昌立马朝着鄂豫皖根据地攻打。不过他总是找着各种借口拒绝，实在拒绝不了了，那就虚发几，并丢上一些给红军。

　　他经常告诫士兵，别再为国军卖命，作为军人要为穷人着想才对。1931年5月，他和红4方面军取得联系，并将自己的随身物品捐给了红军，并秘密策划起义。谁知因叛徒的缘故，起义失败，他的兵权反而被解除，只能被迫出走国外，不过临走前他告诉部下：“可以将队伍交给，他是有能力的人。”

　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，其消息传到了德国，此时的吉鸿昌十分悲痛，他当即决定要回国，并和联系，表达了自己想要入党的愿望。同年11月，在吴成方的举荐下，他成功入党，成为了光荣的革命战士，也完成了从旧军人到者的转型。

　　1933年3月25日，吉鸿昌来到了张家口，和老上级冯玉祥深夜畅谈，计划组织抗日同盟军武装抗日。当时孙殿英的41军在怀来一带，吉鸿昌特意找到对方，希望他能为自己提供，帮自己组建抗日军。

　　反而，孙殿英一直不给出准确的答复，反而是各种犹豫，他一怒之下写下了“洗耻”两个字。

　　当时的东北义勇军陆续赶往张家口，还包括不少杰出的军官。眼看着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，吉鸿昌将六万元私房钱拿出来购买武器，保证战士们都能有。

　　5月26日抗日同盟军成立，吉鸿昌被任命为北路前敌总指挥，率部和敌人展开作战，很快就将察哈尔省政府占据，并担任警备司令兼任警察处长。

　　6月15日，抗日同盟军召开了代表大会，会议上将同盟军改编为16个军、2个师、总部直辖4个独立团，人数多达10万人.

　　7月5日，吉鸿昌计划兵分三路攻打多伦，7日他率领抗日军发起了进攻，日军当时已失去了沽源县、宝昌、康保城，为了避免多伦沦陷，派出了3架飞机进行侦查。

　　同盟军见状，士气更为大振，当天夜里11点多发起了对多伦的围攻，并投放了多枚炸弹轰炸日军阵地。下午6点，右路军占领了多伦西部，敌人纷纷逃窜到城内，此次作战缴获了敌人100多支步枪，五十七匹马，3架机枪，并俘虏了290人。

　　9日，吉鸿昌继续发起了对多伦城的进攻，抗日军士气依旧强盛，很快就将外围阵地全部占据，敌人只能被迫在城内负隅顽抗，此战打得很是激烈。

　　为了打开缺口，吉鸿昌亲自率领敢死队作战，但没有成功。11日，他再次发起了总攻，不过因日军派出战机轰炸，让我军损伤很大，只能退回原地。

　　在僵持之下，吉鸿昌决定组建敢死队，选出了四十名精英趁夜潜入城内。等到半夜，他发起了总攻，在里应外合下打得敌人狼狈逃窜。

　　十时许，抗日军进入城内，在3个小时的作战中痛杀敌人，沦陷七十二天的多伦重镇再次被抗日军收复。吉鸿昌和部下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赞扬，也获得了城内百姓的称赞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同盟军节节高歌，老蒋却坐不住了，随即派出大军进攻察哈尔，朝着同盟军攻打，而日军也增加了兵力，在两支强军的围攻下，同盟军的发展面临困境。

　　8月8日，日军再次朝着多伦大举进攻，而国军宋哲元也围攻于此，冯玉祥见状撤销了抗日同盟军总部，遣散人员回乡。吉鸿昌只能率部撤离，不过在接连的围攻下，其部队损失惨重，后在友人的帮忙下逃到天津，成立不到五个月的同盟军失败。

　　1934年5月，吉鸿昌在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前往，结果再次遭到了老蒋的嫉妒，派出特务进行暗杀。

　　1934年11月9日，吉鸿昌和一群人正秘密开会，结果军统特务吕一民持枪闯入房间内，开枪击中刘某后逃离，吉鸿昌被法租界逮捕，并引渡给南京政府，押往北平。

　　11月23日的军事法庭上，吉鸿昌痛斥：“抗日即是救国，我作为员，摆脱了旧军阀的身份，为劳苦大众而奋斗，这是我的光荣！”

　　老蒋听了后大怒，当场宣布将其处死，就这样，11月24日，吉鸿昌被押到刑场处决。临终前，他让敌人搬了张椅子，坐着看刽子手对自己开枪，临终前高呼“抗日万岁”，随即结束了三十九岁的生命。1953年毛主席亲自为他颁发烈士证书，肯定他为革命的贡献。